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傅向升

春节过后，防疫的原因“非必要不出差”，李寿生会长和李云鹏书记要求我们都沉下心来思考点大事。我在继续学好党史的同时，认真学习了我们的老部长顾秀莲提议、中国化工博物馆组织编写、最新出版的《中国化学工业百年发展史》，又重读了《中国化工风云录》《潮头跨越》《铿锵脚步》等书籍，读和重读后收获颇多、感想颇多，今天再次以石化老兵的身份跟各位同仁交流一下我对石化工业的认识和石化工业的百年艰苦创业历程。

石油和化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既涉及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也涉及国家国防安全，更关乎高端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是否被“卡脖子”。化学工业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又是工业化的加速器，伴随着炼钢、炼焦业的发展，化学家发现利用煤焦油可以人工合成染料，从此现代合成化学由德国拜耳和巴登苯胺(巴斯夫的前身)相继开动了工业化的加速器，几乎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步迈进了快速工业化时期，也加速了工业化的大型化时代，相继推动工业化开启了现代化的新征程。

站在今天的时点回望，以瓦特蒸汽机实际应用，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为标志，已走过约250年时光；以电力的应用开启电气时代为标志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至今，也已走过约150年。从大的时间段划分，第二次工业革命近100年时间里，比第一次工业革命的100年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要多得多、也丰富得多，毫不夸张地说“这与化学工业的创新、成长和快速发展直接相关”。

如果再把镜头拉长一点，自上世纪中叶开启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到70年的时间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远超之前的200年，这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石油化工的不断创新、快速发展和大型化、现代化密切相关。

站在今天的时点回望，自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如果没有现代合成化学工业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就不会有后来的现代制造业，更不会开启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历史和工业现代化以及经济成就都告诉今天的人们，离开了现代化的石化产业，就不会有现代制造业，就不会有战略新兴产业，就不会有经济强国和国防强国；离开了现代化的石化产业，手机(尤其是最新款的折叠手机)、液晶显示器和平板电脑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日用品，也许全部金属外壳的汽车和轨道交通，以及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街上能跑、家里能用，但可以肯定的是能源消耗量会更大；离开了现代化的石化产业，尤其是没有化工新材料及其高性能复合材料和特种功能材料，可以肯定的是飞机(尤其是波音787、空客380等大型客机)难以翱翔蓝天，人类探月、航空航天、深海探险更不可能实现。

看看欧美等发达国家，正因为他们是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先开启工业现代化的国家，化学工业与石油化工的发展也一直是由欧美创新引领的，“二战”结束以后，日韩等把石化工业的现代化置于优先地位，因此这些国家也是今天的世界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制造业强国，尤其是美欧还是航空强国、军事强国。

正是石化产业的这种基础性、配套性和关联性，尤其是化学工业中化学合成和化学反应对社会财富的原创性，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近百年来，先工业化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把化学工业及石化产业的创新与领先，突出在其他工业门类之前。

因为没有高质量高性能合成材料就不可能有高品质塑料制品，没有高端纤维材料就不可能有穿着舒适的服装面料，没有重水及化学提纯的高浓度铀就不可能有核能工业和核武器，没有高能化学推进剂和超高温耐蚀材料、密封材料就不可能有远程运载火箭和太空往返的航天器。

因此，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或区域强国，都把化学工业及石化产业的创新与领先战略，与国家的精密与高端制造、新能源转型战略、航空航天战略、国防强军战略密切关联。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工业化规模与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现代化更是空白。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由农业国向工业国加快转变。改革开放以后工业现代化开始加速，我们用70多年的时间发展成为今天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和第二的经济大国，但我们还不是强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化学工业和石化产业也错失了世界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起飞期。从史料看，中国人是品尝酿造酒最早的民族之一，后来的制陶、造纸术、炼丹及火药等与化学反应有关的发明创造都源于中国。

但是，当西方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化学合成大门、推动近代化学工业驶上快车道，并向着大型化、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我们睡着了，并且长睡不醒。当时代列车驶入20世纪的时候，世界列强对中华民族环伺的时候，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代表人物“南吴北范”、以“实业报国”的情怀，以“打破外国封锁，造福国人”为现实目标，开启了中国民族化学工业的艰苦创业之旅。一般史料都把范旭东创办永利碱厂和吴蕴初创办天原电化厂，作为中国近代化学工业起步的重要标志，那时欧洲化学工业已具备一定的规模，美国石油开采和炼制正如火如荼。

“南吴北范”是指在上海创办天原电化的吴蕴初和在天津创办“永久黄”的范旭东。

范旭东1917年决定创办永利碱厂的初衷是，当时虽然国内有一些小型的碱厂，但都是以土法或最早的吕布兰法制碱工艺为主，产量低、质量差，因此中国市场“洋碱”充斥，市场被英国卜内门占领，技术被比利时索尔维垄断。加上当时“一战”正酣，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洋碱”进口量锐减，导致以纯碱为原料的国内工厂因原料断供难以正常生产，而且价格奇贵。范旭东先生为解当时中国人们生活用碱和工厂的纯碱原料急需，在1914年创办久大精盐的基础上，决定发展民族化学工业，创办永利制碱厂。

在当时的条件下，首先要克服的是资金缺乏，其次要攻克技术难关。当时最先进的“索尔维制碱法”是保密的，必须经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工作；资金筹集到了，在试验和建厂过程又遇到了设备问题，就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设备制造水平，只能从国外购买。在这样的情况下，1924年终于看到第一批自己生产的纯碱时，是暗红色的，产品质量不合格，难以被客户认可。

永利在遇到生产难题的同时，又陷入了负债累累的极度困难境地，是侯德榜博士的深入分析、研究和不断实验，找到了产品含铁量高的原因，更换了反应设备，经过前后10个年头的艰苦创业，终于1926年6月末生产出了洁白的合格纯碱产品，并于1927年8月获得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金奖。

吴蕴初1929年10月创办上海天原电化厂，也是经过了1年多的艰苦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才建成投产。今天看看唐山三友、潍坊海化、内蒙博源等生产企业，在中国完全立足自己的技术，自主设计、自制设备，建设一个百万吨级的纯碱工厂简直就是“小儿科”；看看中泰化学、新疆天业、海湾化学等生产企业，今天在中国完全立足自己的技术，自主设计、自主催化剂、自制设备，建设一个百万吨级的烧碱工厂也是“手到擒来”!

可是，在100年前的现状和条件下，范旭东和吴蕴初等民族企业家们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何等的艰难？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也正是有了百年前他们的艰苦创业，又经过几代石化人的接续奋斗，才成就了十几年来中国稳居世界第一纯碱大国和世界第一烧碱大国的地位，并且我国纯碱、烧碱的整体技术水平以及物耗能耗水平也位居世界先进行列。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强占永利碱厂和南京永利錏厂，范旭东拒绝与侵略者合作，为了振兴民族化学工业，也为了支援全国人民抗日，于1938年在四川乐山五通桥筹建永利川厂。

地域的变迁又开始了他们新的艰苦创业，首先要解决原料由海盐变为井盐遇到的问题，因为井盐比海盐产量小、价格高，索尔维工艺食盐利用率低、损耗大，废液还不易处理，必须研究新的制碱法。经过500多次实验，分析2000多个样品，新的“侯氏制碱法”诞生，采用独创的氨碱联合工艺，让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合于一体，既省掉了索尔维制碱法的石灰石煅烧和氨回收工序，降低了能耗和成本，同时又联产纯碱和氯化铵。该制碱工艺实现连续化生产以后，不仅解决了索尔维制碱法废碱渣氯化钙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还提高了产量，节省了设备，优越性大大超过了当时的索尔维法。

吴蕴初创办的天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天原电化厂也被迫西迁。几经周折于1940年重庆天原电化厂建成投产，却面临严峻的挑战，日本侵略者频繁对重庆空袭，重庆的电力紧张而且极不稳定。化工人都知道氯碱生产的关键环节是电解技术和电解槽，耗电量大、电力不稳定是大忌。因此，1943年吴蕴初先生决定增建天原电化厂宜宾分厂，也就是今天宜宾天原的前身。

我在梳理这篇文稿的过程中，眼前浮现出乐山五通桥畔四川福华的草甘膦反应釜，宜宾天原高端聚氯乙烯地板以及新能源汽车电池用正极材料生产现场的画面，也让我对百年后的今天，化工大国仍然在范旭东和吴蕴初两位民族先贤选中的风水宝地上，续写中国现代化工的新篇章而倍感骄傲！

我国化肥工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是石化工业，甚至是中华民族艰苦创业的一个缩影。我国化肥工业百年以吴蕴初的天利氮试产合成氨和以范旭东的永利南京铔厂投产硫酸铵为标志，中国化肥工业开始起步。新中国建立以后，大连化学厂修旧利废于1951年6月恢复合成氨和硫酸、硫铵生产，新中国化肥工业开始起步。中国化肥工业的跨越式发展是“一五”时期原苏联援建“156项”中“三大化工基地”的三个氮肥厂，即吉林氮肥厂、兰州氮肥厂、太原氮肥厂，分别于1957、1958和1961年建成投产。

但是，中国化肥工业为满足农业急需走的是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独具中国特色的道路，也就是世界化肥领域独有的肥料品种碳酸氢铵的万吨级工业化装置遍地开花。中国化肥工业真正实现大型化和现代化是从上世纪70年代国家“四三方案”引进13套大化肥开始的。

我们建设碳酸氢铵化肥厂的那个时代，国内还不知道可以用天然气或石油为原料，建设的都是以煤为原料的碳铵厂。别看一个厂的规模不大，但全流程下来也是“五脏俱全”，从造气炉开始、经净化塔、氨合成塔、到压缩机，在当时的条件下个个都是摆在化工人面前的巨大挑战。

今天我们建设一家化肥厂，龙头地位的水煤浆气化炉、航天炉、晋华炉等有众多炉型可供选择，今天我们加工任何一个炉型就像家里包顿饺子一样简单；化肥生产过程的心脏设备氨合成塔就难度更大，因为反应过程需要高温高压，稍有差池就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这些在当时就像摆在化肥前辈们面前的一座座山，需要逐一去征服、去跨越。

化肥厂的另一台关键设备是大型压缩机。我国第一台化肥厂用大型压缩机的制备任务交给了大连化学厂的机械厂。当时的大化机械厂没有起重设备，也没有压力设备，能有的冲天炉总出铁水能力一次不到10吨，而大型压缩机的重量是18吨，在当时的化机人看来这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对一般人来说简直束手无策。而大连化学厂接受任务以后，其机械厂试制会战那天，时任大连化学厂厂长的秦仲达(1982-1989年担任化工部部长)亲临现场并亲自检查了各个工序，当2包铁水连续浇铸成功18吨的大铸件，并各部件精密度全合格以后，这个化肥厂的关键设备、能产生200公斤以上压力的大型压缩机诞生了。

正是有了那个年代的拼搏和艰苦创业，攻克了无数技术、设备和管理的难题和环节，加上后来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才有了今天中国化肥工业产能产量世界第一，整体技术水平世界第一的地位和影响力，才具备了今天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制造、建设百万吨级化肥装置，就像山东人包大包子一样容易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