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区域－－湘江。湖南为有色金属之乡，官办采矿有上百年历史。污水、河底淤泥、污土相互关联，治理异常复杂。我们关心这条江的未来，作为诸河域重金属治理的代表。

2009年8月，导致浏阳镉污染事件的湘和化工厂已被关闭，但厂内依旧能见到随处排放废水的痕迹。 南都记者 方谦华 摄

湘江北去，橘子洲头，尚未拆建的楼房里贴着防患“血吸虫病”的警告，更为严重的是它的沉疴之痛，湘江流域集中了湖南省六成人口和七成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亦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是目前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

数十年的污染史与治理史相伴相随，各路专家开出的药方也五花八门，但越治理越严峻的现状令人担忧，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资金空缺巨大；二是技术尚未成熟；三则涉及地域太广，政府与政府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利益勾连复杂，并非一盘棋局。

今年夏天，由于境内企业污染严重，且不执行上级的淘汰关停指令，耒阳市被湖南省环保厅处以重罚并通报全省。这是湖南省迄今为止对县级政府作出的最严厉环境处罚。亦被认为显示了此次整肃湘江重金属污染的坚定决心。

在负重前行了半个世纪之后，7月，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已经将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纳入全国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作为局部支流进入国家重点流域治理议题，湘江也算是开了先例。但前车之鉴犹在，此次由国家财政专项拨出的百亿治理经费，能否换来一剂良方？或是一如往常流入各类名目的钱袋之中，重疾湘江能否治愈？尚待观察。

镉污染阴影下

“不许种田，不给补偿，接下来，要怎么生活呢”

浏阳市镇头镇，离长沙市区不到70公里的小乡村。去年此时，数千名村民上街游行，抗议当地一家化工厂排放污染物质，造成5名村民死亡，数百名村民镉超标。这是2009年中国环境污染的标志性事件。

一年之后，阴影并未散去。

污染之源仍在村头山坡上，山下即是浏阳河，几公里后汇入湘江。相比一年前，这家已经停产的化工厂守卫更为森严，24小时有专人和狗把守，鲜有人知的是，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实验。

2004年，当长沙湘和化工厂的民营企业在镇头镇双桥村建成投产时，这个村的宁静就已经被悄然打破。

政府声称他们引进的是一家“无污染、零排放”、只是“生产饲料添加剂”的企业。但这个谎言未能坚持多久，2006年，村民们发现郁郁葱葱的树林开始枯死，新买的铝锅煮过东西之后被“镀”上一层擦不去的漆黑色，部分村民相继出现全身无力、头晕、胸闷、关节疼痛等症状。

环境受到污染的后果愈来愈明显，村民们不断升级的质疑和投诉却未获得重视，直到2009年端午节，年仅44岁的双桥村村民罗柏林突然死亡。此后一个多月内，双桥村的另外4名村民相继去世。经检测，他们体内的镉都严重超标。

谎言被彻底地揭穿。直至此时，湘和化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排放镉超标，造成了大范围镉污染的真相才被揭示。

企业责令停产，失职官员落马，环境治理展开，村民补助发放……一切后续工作看起来按部就班地进行，在2009年喧嚣的夏季之后，没有人再关注这个小村的生活。但对于镇头镇的村民来说，镉污染的噩梦并没有在那个夏季终止，而是延续至今。

“工厂关闭后的污染比之前还严重。”村民们的隐忧首先来自于政府新修的雨水处理收集池。

今年4月，为了防止工厂拆除后的剩余垃圾在雨水冲刷下对周边地区造成二次污染，政府在工厂所在处修了一座雨水处理收集池，池中雨水达到一定高度就由专门的管道抽取至池子上方的处理器进行净化处理，处理完再通过另外一根地下管道排放出去。

村民介绍说，收集池最开始是用砖头砌的，后来被雨水冲垮之后才换用铁板焊接制成。“池子很小，雨大的时候，池子根本盛不下，雨水就会漏出去。”

对此，浏阳市环保局局长王星辉的解释是，“工厂的危险废物都卖了，污染处理设备即使不运行也没有多大问题了。”

让村民不满的还有整治后荒置的农田。镇头镇的农田整治在今年2月展开，在撒过石灰，用推土机铲平后，工厂周边500米-1200米范围的农田如今全部荒置，稗草丛生，雨水冲刷之后，田地里积满了泥水，“说好有花木老板来接手种植花木，说好会给我们农田赔偿，半年过去了，人影钱影都没看到。”

对于村民来说，这里充满疑虑，但在当地环保部门看来，却是一场试验的开始。王星辉称现在针对工厂及周边地区的一切措施都只是“正式治理前的保护措施”，他告诉记者，接下来的治理属于省环保厅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重点项目，方案已经交给专门的环保公司在做，作为基层环保部门，他们“只做基层服务，按照上面的要求做简单的数据收集。”

对于这个扑朔迷离的“预算投资几千万”的治理项目，村民们并不了解，他们清楚的只是，田地不能耕种以后，他们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只能靠打工和亲友接济为生。

双桥村田地里新修的水泥水渠挟裹着雨后沉积的泥水歪歪扭扭地伸向距工厂原址1200米的远方。村民老罗顺着水渠延伸的方向远眺，一面嘟囔着“豆腐渣工程”，一面感叹，“不许种田，不给补偿，接下来，要怎么生活呢？”

这并不只是一个村的迷惘。湘江流域长期生活在重金属污染阴霾之下的“双桥村”、“镇头镇”。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之路已经走过了很多年，成绩斐然，也困境依然。“双桥村们”的迷惘凝聚成一个巨大的问号，压迫和拷问着每一个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环节的官员。

沉重的科研江湖

研究终于走上正轨，但底泥治理之路依旧困难重重

即使20年过去了，罗胜联教授依旧忘不了他第一次到株洲冶炼厂考察时看到的情形：

“酱油色的重金属废水混合着白色的石灰水从排污口滚滚流出，一天要排一万多吨。我看到的第一反应就是再也不想喝湘江水了。”

70年代初，国内解决重金属污染的方式一直是在酸性的重金属废水中加入石灰，使重金属离子在碱性环境下形成沉淀。这样的处理简单粗糙，虽然减小了重金属离子浓度，但是排放的废水总量并未减少。

“最大的问题就是处理后会产生大量的重金属氧化物、氢氧化物等废渣。”罗胜联把他当时在株冶看到的200万吨的废渣堆形容为“一座山”，“很吓人”，“如果这堆废渣里的重金属在雨水冲刷下全部流入湘江，造成的污染是不可估量的。”

在资金和技术捉襟见肘、环保理念极为匮乏的时代，这种方法成为了有色冶炼行业重金属减排使用得最普遍的一种方法。直到80年代末，我国对于工业污染治理的力度才开始加大。作为中国有色行业的“老大哥”，株洲冶炼厂这时也开始着急寻找新的减排出路，他们找到了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希望能寻找和实施更有效的重金属减排措施，实现废水的循环利用。这也成了刚刚转到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工作的罗胜联接到的“第一单”项目。

“湘江的下游就是长沙，我们全是受害者。如果不治理好湘江，我们自己也永无宁日。”罗胜联带着他的团队把实验室搬到了株冶，在工厂驻扎了半年时间，忍着工厂里刺鼻的二氧化硫气味，日夜研究试验，“吃睡都在现场，几乎动都没动一下。”

1993年，株冶实现了重金属废水重复利用综合技术的工业化运用，1996年，这项技术得以在湘江流域的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大规模使用。

“这项技术可以实现重金属废水70%到80%的回收，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一年节省700万吨新鲜水，少排700万吨废水。拿锌来说，排放标准是 5m g/L，一年少排700万吨水，就是少排350公斤锌。”2005年，罗教授的团队凭借这项科研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如今的生物方法甚至可以使重金属废水的回收率达到95%以上。”罗教授相信在技术上实现湘江重金属“零排放”的那天已经不远了，但对于现实，他却不太乐观得起来。

“首先，湘江流域杂七杂八的排污口太多了。由于地方势力和地方经济的保护，各种违法运营的小冶炼厂对湘江造成了严重污染。另外，长期以来巨大的污染积累也是湘江重金属污染为什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原因。”

和减少新污染比起来，在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这本沉重的账本上，我们更难偿还的是久已欠下的历史罚单。

仅以湘江霞湾港段为例，由于长期受有色金属冶炼厂和化工厂的污染影响，在新霞湾排污口下游形成了一个明显的高浓度镉和高浓度铅污染带。底泥含镉量最高值达 359.8g/kg，是《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一级标准限定值的1800倍；底泥含铅量最高值达1827.6g/kg，是《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一级标准限定值的52倍。

而湘江流域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土地更是面积巨大。早在我国第2次土壤普查 (1978-1986年)时，湖南省矿毒污染型稻田面积就达到6700公顷。随着采矿业的发展和洪水携带传播，矿毒污染面积不断扩大，1998年全省矿毒田面积增加到11300公顷。湖南全省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达28000公顷，占全省总面积的13%。

面对着触目惊心的污染数据，从事湘江底泥治理和生态修复研究工作的湖南大学环境院杨朝辉教授心里很忐忑。“现状很严重，霞湾港一带受重金属污染的底泥平均是2m深，最深的有4m左右。但是对于重金属底泥污染的治理，却是近几年才开始关注，国外国内都没有经验借鉴，我们的研究可以说是首创性的。”

杨朝辉的忐忑还有更直接的来由。2006年，株洲霞湾港在清淤过程中由于水利施工不当，导致含镉严重超标的底泥和污水排入湘江，使得湘江株洲霞湾港至长沙江段水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这次污染事故使得大家对于底泥治理的心弦绷得更紧了，“也正因为这起事故，国家对于湘江的重金属治理更为重视。”

2008年10月26日，“湘江水环境重金属污染整治关键技术研究与综合示范课题”正式通过国家评审，列入了国家“十一五”重大专项之水专项课题，成为了除“三河”、“三湖”、“一江”、“一库”国家水污染重点控制区域外，少数被列入水专项的课题之一。这也意味着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整治问题正式获得了国家支持。

杨朝辉正在做的霞湾港的底泥治理项目也被纳入了这一课题，获得了国家的500万元的资金投入，这是他从2004年做湘江底泥研究到现在第一次有了专项的国家经费支持。

研究终于走上正轨，但是底泥治理之路依旧困难重重。

“因为没有任何前期研究经验，我们甚至没有底泥治理的专项标准可以参照，实验成果也没有专门的权威部门来认可。究竟底泥里的重金属含量达到多少才符合要求？究竟我们的研究可行不可行？没人告诉我们。”

“要得到认可就要实践操作，但是2006年的污染事故发生之后，让大家对于底泥治理都相当谨慎，不敢轻易去动。”捧着已经出炉的初期研究成果，杨朝辉和他的团队有些尴尬。比起研究的窘境，更让他们头疼的还有底泥治理过程中的技术操作问题。

目前针对底泥治理有原地修复和异地修复两种对策，对于污染严重的霞湾港地段来说，异地修复由于能够直接移除底泥中的重金属隐患，因而更加受到推崇。

但是，一旦移除底泥，底泥的去向就成了问题。按照杨朝辉的项目规划，霞湾港一带需要清理出来治理的底泥大概是5万立方米，也就是大约5万吨。体积这么庞大的底泥如果不找到一个安全系数较高的地方来填埋，今后将是造成二次污染的重大隐患。

“而且底泥治理和生态修复的费用非常高，即使技术达到了，要马上投入运用，也不太现实。”杨朝辉如今每个星期都要去霞湾港一趟，调研采样，分析水质，他们在努力地寻找更合适更经济的治理方案，赶在2011年年底，拿出最后的研究成果投入工业化运用。

而能否在这之前找到湘江底泥治理和生态修复的最佳答案，他也不知道。

这一次，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区域－－湘江。湖南为有色金属之乡，官办采矿有上百年历史。污水、河底淤泥、污土相互关联，治理异常复杂。我们关心这条江的未来，作为诸河域重金属治理的代表。

据株洲市环保局官员介绍，清水塘重金属治理项目一共涉及四大方面：工艺污染防治，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受污染土地的移民搬迁，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所有项目涉及到的资金全部到位将有400多亿。”清水塘重金属污水处理工程效果图。该工程将于2011年年底正式启用。届时工业废水直接排放湘江的现象将被杜绝。

清水塘“样本”

“所有项目涉及到的资金全部到位将有400多亿”

等到株洲清水塘的工业区污废水综合处理厂建成后，杨朝辉对于霞湾港底泥治理的信心就应该更足一些了。

已于今年6月动工的“株洲清水塘循环经济工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将于2011年年底正式启用。“霞湾港里黄汤滚滚的污水流入湘江的情形即将结束。”负责污水处理厂工程，株洲市循环经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言晓军向记者介绍，污水处理厂建好之后，清水塘工业区的所有企业污水排放将全部纳入污水处理系统，提质以后再统一排放湘江，工业废水直接排放湘江的现象将被杜绝。

“多了这道关卡，就不用担心排放进湘江的废水里再含有重金属的工业污染物了，污染源得到了有效控制，再做底泥处理效果就更好，治理时对水流进行导流围堰也更简单省事。”

杨朝辉对污水处理厂充满期待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担忧：“污水处理厂建成之后的运行费用谁来承担？仅靠财政补贴的话，这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要靠企业的话，他们并不一定愿意出这份费用。另外，从技术角度来讲，污水全部汇总后成分更复杂，比起企业单独地有针对性地处理，集中处理污水更难寻找到合适有效的方法。”

言晓军暂时还没有时间考虑处理厂运营以后将要面临的这些难题，他的当务之急是保证按时按质地完成污水处理厂及各种配套工程的建设。

他告诉记者，污水处理厂还包括一个初级雨水处理系统，即对降雨前五分钟酸性最高的雨水进行收集处理，防止其与工厂范围内流动的废水废渣混合造成新的污染。

“我们的排放目标是要达到城市一级B标，不能因为下一场雨就功亏一篑。”

城市一级B标意味着什么？“它比工业废水的排放标准要更高级，拿铅离子的含量来说，工业废水的排放标准是0 .1m g/L，城市一级B标是0.01m g/L，这个标准已经和直接饮用水的标准差不多了。”

污水处理厂的二期工程还将筹建一个3万吨的中水合用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帮助下，通过处理厂处理完的水经过沉淀过滤以后可以替代工业用水直接使用，比起单独的企业废水回收机制，这样大规模的工业用水循环更能保障水资源得到充分的回收利用。

株洲市对于清水塘地区展开的环境治理远不止于建立一座工业污水处理厂这么简单。

株洲市环保局的官员向记者介绍，株洲市申报到省环保厅的清水塘重金属治理项目一共涉及四大方面：工艺污染防治，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的移民搬迁，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所有项目涉及到的资金全部到位将有400多亿。”

株洲之所以要下如此大的力气来做重金属整治，其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清水塘作为湖南这个“有色金属之乡”的老工业区，拥有着株冶和株化两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级大企业，凭借100亿以上的年产值，一直是株洲经济发展的骄傲。“历史积累的贡献大部分上交国家了，沉积的污染留给我们了。”株洲市环保局的官员们苦笑着说，“我们下游就是湘潭和长沙，因为位置比较敏感，所以工作也必须做在前面。”

历史沉积的污染痼疾和特殊敏感的地理位置使得株洲的重金属污染问题显得尤为突出。2006年，霞湾港清淤不当造成的镉污染事件再次将株洲市的重金属污染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若再不大力进行治理，株洲市承担的舆论压力将愈加沉重。

株洲市循环经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清水塘区域的环境治理和整体的产业开发建设密不可分。环保局是一个行政部门，处理项目的投资和运营有难度。某种程度上来说，成立一个公司来负责区域建设，能够促进区域内产业更快地可靠地发展。”曾经是株洲市政府官员的言晓军深谙清水塘区域环境治理的个中要害。

2008年底，株洲市循环经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言晓军走马上任，担任了这家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一职。

如今清水塘区域的所有环境治理规划都是由公司一手筹划管理。除了最引人注目的污水处理厂和霞湾港底泥治理之外，公司还将对受污染土地进行变性治理。国土资源部的调研显示，清水塘工业区受到重金属严重污染的土地有7.4平方公里，整个株洲市受重金属污染的核心土地有34.4平方公里，这些土地将取消粮食作物的耕种，根据污染程度变更为工业用地和经济作物种植区。

同时实施的还有土壤受到严重污染地区的移民工程，这一方案已经在7月底完成，如今开始分批搬迁，在清水塘区域内外视污染程度来安置移民。据言晓军解释，牵扯到清水塘区域的移民总数有2万多人，第一期工程需要搬迁6000人左右。

在整个清水塘的治理规划中，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属于重中之重，株洲市早在2006 年就对有重金属污染隐患的新建企业实施限批政策，对已有企业也采取了淘汰、工艺改造、环境治理等一系列措施。在株洲市循环经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着力对于株冶、株化这两个“老大哥”企业做出了详尽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对株冶将进行体制改造，包括对于工艺、设施的改造；而对于株化，则将采取整体搬迁的做法，“从根本上解决对环境的污染。”

在详尽有序的整治规划引导下，清水塘重金属污染的压力如今已经成功转化为了发展的动力。

在株洲市规划局公布的清水塘地区远期发展规划中，这里将在完成环境治理后向着环保产业园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冶炼、化工、建材企业在逐步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淡出清水塘经济发展的舞台，取而代之的将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航空工业、环保制造业、物流等多项物耗能耗低、产出高的新型产业。

在打造新型工业区的同时，这里也将成为生态化园区。污水处理的管网系统建成之后，清水塘的下游将会建成一个清水湖，整个工业区将建设十余个绿地小公园……

畅想起以后清水塘的面貌，言晓军言语里流露出信心，“环境治理加上产业配套，大概花5-8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整个规划，株洲城市也定会越来越漂亮。”

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清水塘的这套将末端治理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的环境整治方案可能成为整个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样本”。借助经济结构实现完全转型，来从根本上消除重金属污染隐患，可能也将是湘江治理的终极出路。

“耒阳式”尴尬

照出重金属污染整治多年来桎梏在身、行步艰难的处境

今年6月18日，耒阳市遭遇了湖南省对县市级人民政府作出的最严厉的一次环境处罚———即日起，暂停耒阳市除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以外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暂停安排该市环保专项资金，并由湖南省主管副省长约谈耒阳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

在省环保厅2010年6月20日发布的《耒阳对群众信访和重金属污染隐患处置不力被通报》中，对于处罚做出了相关解释：

“湖南省环保厅分别于去年9月和今年5月致函衡阳市人民政府，建议对耒阳市遥田镇隐患企业采取整治措施。按照此建议，2009年10月以来，衡阳市人民政府、衡阳市环保局、衡阳市监察局等先后8次发文，要求耒阳市对所属遥田镇多家非法企业实施淘汰关闭，但均未得到有效执行。”

直至“省环保厅与华南督查中心于5月27日对该市实施联合执法检查后，耒阳市人民政府才下发文件，并于28日-30日对遥田镇境内非法企业实施取缔关闭。”

“这个处罚对当地招商引资、经济建设的影响相当大。”湖南省环保厅宣传处处长黄良斌告诉记者，省厅也是“下了狠心”要扭转重金属污染整治不到位的现象。

省环保厅的通报矛头直指耒阳市环保局，局长刘社古觉得“很冤”。“环保局长难当，”他感慨，“基层环保局长最难当。”

“基层环保局其实权力很小，企业基本上由上级部门管辖，他们每个月都亲自去视察，每次都说搞得好。他们都说没问题，我们能说什么？最后出了事，板子还是打在我们身上。”刘社古说。

遥田镇铁合金冶炼“产业”的形成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在遥田水电站建成后，几千亩地被租赁作为库区和厂房，政府利用水电站发电的优势在附近兴建了一批冶炼厂，解决大批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随着环保设施和生产工艺的落后，遥田镇的环境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从 2003年上任耒阳市环保局局长之后，整治遥田镇的重金属污染就成了刘社古的一块心头大石，耒阳市环保局从前年就开始制定遥田镇的污染整治规划，确定了 “上大压小”的整治理念，筹划保留两个大型的铁合金厂，淘汰其他的小冶炼企业。可是规划喊了三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衡阳)市里没有形成大的气氛，我就不敢动。”

刘社古告诉记者，通报上指出的“属国家明令禁止的小冶炼企业”的和顺福利铜厂，耒阳市环保局早已做出规划在今年年初就撤销淘汰，但是指令遭到了企业老板的拒绝，“他们是在衡阳市环保局指示安装脱硫设施后获准运营的，他们质问我，市里同意，你们不同意？”

“无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和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初阳冶炼厂也是刘社古筹划淘汰的企业之一，是“(衡阳)市(环保)局来查得最多的一个厂”，耒阳市环保局却是在省厅通报之后才知道这个厂既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也没有环评审批手续， “审批权限是由衡阳市环保局管啊，他们经常来，都说没事，我们以为他们都批了。”

“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设备，在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获项目审批的情况下违法建设生产”的建新等5家企业从选址建设到先期的违规生产，都是由衡阳市环保局分管耒阳的局长和副局长在负责，直到最后的排污建设环节，耒阳市环保局才 “被知道”相关情况。“他办好厂、选好厂址就走了，现在我们帮他擦屁股。”

对于通报中提到的衡阳市的8次发文，耒阳市环保局纪委书记也直喊冤，“我们拿到的只有5份，而真正与这次遥田镇整治相关的文件只有一份，是因为省厅5月份要来核查，衡阳市环保局才临时补发的。一些省厅的领导看到那8个文件名单，都说衡阳市局是推脱责任，有些文件完全是牵强附会的。”

通报成了一面镜子，猝不及防地立在了耒阳市环保局与它的直接上司——衡阳市环保局之间，照出了他们的种种“误会”。

刘社古心里很明白，这不是误会这么简单。“市里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被涉及。”而企业审批权、整治执行权都被上级环保部门牢牢握在手中，基层环保部门有心使不上力，只能做“跟着上面走”的跟班而已。“结果一出事，都是县级基层环保局接受处罚。”

刘社古并不是一个不作为的局长。从上任以来，他顶着上级环保部门和政府的压力，已经关闭了耒阳市40余家污染治理不合格的企业，否决了30多家有污染隐患的新厂审批，自他担任环保局局长以来，耒阳市没有出过一起污染事故。

2005年，耒阳市环保局被评为“全国环保系统先进单位”，“全省就我们一家”，受到过人身威胁，遭遇过媒体敲诈，刘社古都没妥协过，“当这个局长，我只求问心无愧。”

但这一次的耒阳处罚事件加深了他的无力感，“作为局长，直到5月27日省环保厅来市检查，我才知道整治通知。通报下来之后，上层的环保部门不执行，为什么要我们负责任？”

这并不只是刘社古一人的心结，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整治多年来桎梏在身，行步艰难，与基层环保部门没有强制执行权的尴尬处境，与层层环保部门的沟通不畅有着深刻的关联。

这次省里打给耒阳市的“板子”虽然让刘社古有些委屈，却也帮他打去了心头一块大石头。“借这个机会终于可以彻底把小厂子关停了。”刘社古说下定决心要在今年年底把遥田镇的非法企业彻底清除，“工作不到位的话，对不起环保部门。”

眼看着就快到退位年纪了，刘社古已经打算好，等到“解脱”之后，就“回老家的渔场养鱼”。

在受到“最严厉”的一顿“板子”之后，耒阳市的重金属污染是否真的能够得到有效遏制？在刘社古退位之前，耒阳市环保局与上层环保部门的“误会”能否彻底化解？这些问题背后，是在环保部门的层级管理体制下，对整个湘江污染治理的思考。

刘社古很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