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后，污泥正让一座座城市陷入恐惧之中。这些含有重金属、有毒有害物的污水处理厂的产物，大量未经“清毒”，变成一个个城市环境的定时炸弹。

“前方坑深五米，车辆及行人禁止通行。”即使时隔许久，唐成林依然清晰记得那噩梦般的场景——在位于松花江畔的一家污水处理厂院内，突兀地竖立着一个巨大的警示牌。

警示牌旁，则被人挖出一个大坑。吊车伫立，拉送污泥的卡车进进出出，厚厚的乌黑泥浆散落一地。巨大的泥潭上，污浊的空气夹杂着东北黑土的味道，令人窒息。

“这只是哈尔滨一家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堆放点。”北京中科博联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战略发展总监唐成林说，在沈阳郊县，一个同样巨大的泥潭上面已长满荒草，“为怕人陷进去，四周围上了铁丝网。”

在经历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中国污水处理产业正越来越受困于令人难堪的污泥问题。

据中国水网《2011中国污泥处理处置市场分析报告》显示，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城镇污水处理量有343亿立方米，相当于一个三峡水库总库容。这座“水库”每年吐出的“脱水污泥”则接近2200万吨。“这其中有80%污泥未得到处理。”报告说。

作为污水处理的副产品，污泥既含有氮、磷、钾，同时又包含着重金属、寄生虫卵、病菌，如果处置不当，极易造成二次污染。

“这仅仅是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后的污泥量，全国数千个各类经济或工业开发区的工业废水污泥大多数不在统计之列，其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洪臣说。

污泥成灾

从2007年以来，广州市政协委员田小群已是第三次提交污泥处理提案。

田小群关注污泥源于2005年。在一次与华南理工大学合作的污泥转化项目中，她偶然发现，中国的污泥处置率非常低下，大多处于无序排放。“大量的污泥最终排放到哪里，根本没人跟踪”。

“这些潜在的污染源一旦失控，将对地下水、江河水、农田的环境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直接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田小群说。

田小群的发现，恰是中国城市正在紧急面对的课题——污泥成灾。

“污泥围城”始于世纪之初。多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经过“十五”“十一五”期间污水处理大发展后，最近几年，污泥处置正变得越来越突出。

这些脏臭的污泥如何处理，一直让水务部门感到头疼。“当时许多城镇污水处理厂，都是找一个地方倾倒。”唐成林说。开始，人们先是相互输送污泥。但很快，大家发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并不能解决污泥积累问题。“原来还能找到地方，现在连山区都不欢迎了。”

江苏的一家污水处理厂甚至省略了填埋工作，将污泥直接堆在江边，等汛期来临时，让滚滚长江水将其带往下游。在广东深圳，因为污泥无处可去，一些污水处理厂都选择夜间偷排污泥。

广东、浙江、北京、上海、贵州、宁夏、四川、重庆……污泥问题甚至蔓延至最西部的乌鲁木齐。2009年，位于米东区的乌鲁木齐市河东污水处理厂，便因淤泥得不到及时的清理、长期堆放而招致居民投诉。

在北京，怀疑正受到污泥围困的市民一度制作了污泥堆放点地图。地图上，星罗棋布于北京郊区的三十多个污泥填埋点被一一标明经纬度，这些点连接起来，恰如一座污泥长城，围住了京城。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一堆堆污泥让城市陷入恐惧之中。

“毒”泥之祸

糟糕的现状源于过去太“重水轻泥”。“十一五”以来，虽然中国的污水处理行业快速发展，很快达到了与美国相当的污水处理能力，但与国外污泥占污水处理设施投资40%～60%的比例相比，中国污泥处理设施的投资一直处于滞后状态。

“当时根本没人有污泥‘二次污染’的意识，根本没人提及污水处理后污泥怎么办。”浙江嘉兴市环保局固废管理中心主任孙潺潺回忆说。以其参与建设的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厂为例，当时30万吨处理能力的设计规划中，根本没有预留污泥处置场地。

“由于浙江省污水处理率比较高，经济比较发达，土地资源比较稀缺，污泥问题显得相对突出。”浙江省环保厅固废中心的一位官员说。

率先跨入日处理污水过千万吨的省份广东，污泥处理处置方式仍以简易填埋和临时堆置为主，无害化处理率很低。以广州为例，截止到2011年8月，广州市中心城区9座污水处理厂日产污泥量约1200吨，但污泥的日处理量仅有565吨，每天有一半的污泥无法处理。

人们试图将污泥掺入垃圾一起填埋，但软塌塌的污泥，很快使得大型机械陷在塌陷的垃圾填埋场内。

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是一层一层堆积并压实的，但中国城镇污泥的含水量约为80%，这样的污泥就像黏稠的汤，即使填埋后变干，也可能造成垃圾场的垮塌。2006年重庆三峡污泥困境正因此而生：由于遭到垃圾填埋场拒绝，上万吨污泥堆放在污水处理厂内或马路边，成为城市环境的定时炸弹。

“污泥容易堵塞垃圾填埋场的渗滤液收集管道，加上污泥堆积发酵产生的甲烷等气体，不仅散发恶臭，还会引发安全隐患。”唐成林说。

2009年深圳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由于填埋的淤泥过多，地下水头压力过大，大量的淤泥从地底喷涌而出、流入河内，最深处可达腰部。

“没有垃圾填埋场会喜欢污泥。”唐成林说。

被忽略的工业“毒泥”

“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的多是生活污水，相对危害不大，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工业废水处理后的污泥。”王洪臣说，石化、冶炼、制革、印染等行业的污泥不少含有危险物质，危害更大。而由于中国许多工业开发区常常处于行政监管的边缘地带，它们一旦无序倾倒，对环境的威胁无疑更大。

发生在浙江平湖的皮革污泥倾倒事件是工业污泥的典型威胁。2010年9月，一家毫无资质的“绿谊”环保公司，将包括海宁蒙努集团在内的四家制革企业的五千多吨制革污泥运至平湖，倒进了当湖街道大胜村一个池塘内。

平湖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副站长吴勤华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由于部分制革污泥残留有铬，而池塘位属平湖市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平湖的官员当时不得不被紧急动员起来。“协调会不知开了多少次，连公安都介入了。”

在经历台风、汛期等诸多考验，直到一年多后，这座巨大的污泥山峰才被彻底铲除。

最新例证是2011年底，广东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杜江寨村发生的印染污泥案。5名犯罪嫌疑人将超过6万吨的印染污泥拉到该村直接倾倒。这也导致污泥堆放场污水与附近地表水氨氮含量指标、总氮、总磷等各项指标严重超标。而附近水和污泥的样品中更检出重金属铅、汞、铜、镍、锌超标。

污泥失控，市场失序

事实上，早在“九五”末期，国家就已意识到污泥问题。

作为2009年出台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试行)》的主要起草者，王凯军已感到，污泥处置热正在袭来。

一个例子是，从2011年开始，在全国水处理行业的专题会议中，超过70%跟污泥处理有关。“中国排水协会每年就开4次会议，最近4次会议，主题全与污泥有关。”唐成林说。

成熟的、不成熟，实验室的、外国的，淘汰的技术，甚至未来的污泥处理技术都涌进了这个市场。

“一位上海的主管官员跟我说，如果打开门，让10个污泥处理技术厂商进来聊，他们每家都说自己的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位多年研究污泥行业的学者说。

“污泥处理正在重复以前的歪路。现在的情况很像十多年的污水处理技术市场，鱼龙混杂。”唐成林说。

“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有没有技术、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而是地方政府作为还是不作为。”王凯军说。

2009年6月，浙江嘉兴市曾规划到2010年，嘉兴市本级的污泥处置率，要达到80%，县级市70%，县城为60%。

“现在来看，当时过于乐观了。”孙潺潺说，由于投资没有利润，政府又缺乏补贴措施，罕有企业主动投资污泥处置，“到现在，嘉兴市一级的污泥处置率依然不过三分之一左右。”

为了增加积极性，2011年9月，嘉兴市推出了最新的财政环保专项补助措施。“但这不是最大的动力。投资的企业更多看重的是符合‘综合利用政策’后，能提高原有产业产能的空间。”孙潺潺说。

王洪臣说，污泥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决心。“过去污水处理厂为什么建设得这么快，就跟减排压力下，与各地核算COD(化学需氧量)考核指标挂钩有关。”

“如果没有明确的考核指标、不能跟政绩挂上钩，十二五期间，污泥处置建设恐怕依然会步履蹒跚。”王洪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