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最新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和反“四风”成绩单显示：当前涉农资金已成贪腐高发区，近一年来，全国查处各种涉农补贴问题6000余起，涉及资金20多亿元。

自2004年我国试点免征农业税并推行种粮补贴政策以来，历经10年，我国农业补贴急剧增长高达千亿元，进入“大补贴时代”。大量真金白银投向“三农”，在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同时，一些借机谋利发“补贴财”的现象也频频发生。

一位基层检察院工作人员说，农业补贴资金流失问题，已从小打小闹的“跑冒滴漏”，出现了局部地区的“管涌”现象，必须引起警惕。

今年1至7月全国检察机关查涉农领域贪腐逾万人

龙头企业评审需“跑部钱进”、项目资金争取要“花钱公关”、农业补贴成“人情项目”……这是日前安徽省农委产业化指导处原处长金树芳腐败案曝出的涉农资金分配“潜规则”。

根据检方指控，金树芳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2004年至2013年期间，金树芳利用职务上便利，在安徽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申报评审及项目资金分配上为全省70余家企业提供帮助。在金树芳高达1136万余元的“家产”中，257万余元是受贿赃款，另有817万余元无法说明来源。

金树芳掌管的农业项目和资金分配“潜规则”在当前涉农资金领域并不少见。最高检察院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发生在涉农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人员共有11020人，占同期立案侦查依法贿赂犯罪案件总人数的近四成。去年全年在农业补贴、农田水利建设等涉农领域查办的职务犯罪也高达12748人。

“过去涉农的部门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现在看起来却‘清水不清’。”多地检察官指出，随着惠农政策的含金量越来越高，当前涉农资金分配已经成贪腐重灾区，不仅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而且涉案环节多，“窝案”“串案”呈增多之势。

如安徽涡阳县，仅农委系统今年以来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贿赂犯罪系列案件就达7件9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其中就涉及套取国家良种补贴等涉农资金贪腐问题。在江西余江县，一起村干部贪污粮食补贴款案牵扯出所在镇18个村委会干部“主动投案”，交代贪污粮补资金近百万元。涉案村干部坦言，侵占粮补款当“福利”已经成为“惯例”，有的干部甚至为自己一户办了四张“惠农补贴卡”，虚报冒领上百亩的粮补资金。

中纪委最新公布的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和反“四风”成绩单中，克扣农民征地拆迁补偿款、挪用套取农业专项资金、违规发放农村危房改造和低保等涉农资金腐败问题突出，仅不按标准及时足额发放农民征地拆迁补偿款、侵占挪用包括支农补贴在内的各种补贴资金问题就达6499起，涉及金额超过20亿元。

经手环节“层层腐败”　制度“空转”防线失守

近年来，中央财政“三农”投入不断加大，分别于2002年设立了农作物良种补贴、2004年设立了农机购置补贴和粮食直补、2006年设立了农资综合补贴。目前形成了以上述四个补贴为基础，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农业重点生产环节补贴和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等为补充的基本制度框架，为粮食增长、农民增收发挥了关键作用。

据财政部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中央财政安排的“三农”资金项目约上百项，省一级普遍在100项左右，个别省份甚至多达数百项。2004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仅2626亿元，到2013年已达1.3万亿元，其中仅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等基础支农补贴就增长近10倍，从2004年的145亿元增加至2013年的近1700亿元，年均增加近百亿元。

安徽濉溪县村民吕金良给记者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把农业补贴比作蛋糕，至少可以分成三块：一块是普惠型的几乎所有农民都受益的，如种粮补贴、新农保、新农合等，这些补贴通常到户到亩，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由于“一个萝卜一个坑”，农民基本都能拿到;另一块是特殊人群补贴如低保、五保、危房改造等，通常补贴资金几百元到几千元，因为分配不公往往被套取、侵占的比较多;还有一块是专项补贴如征地拆迁、修桥修路、新农村建设等资金，这些钱是老百姓间接受益的，到农民身上是“毛毛雨”还是“大雨”，则主要取决于相关环节的干部素质。

“大量撒向农业的真金白银在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同时，也成了一些‘硕鼠’觊觎的目标。”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肖巍鹏说，近年来，检察机关侦办的涉农资金犯罪案件看，农业补贴的跑冒滴漏在上述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程度存在，农业补贴资金从小打小闹的“跑冒滴漏”到局部地区出现了“管涌”，暴露出管理、分配和监督的诸多问题。

——资金分配权力过分集中是诱发问题的首要原因。

肖巍鹏认为，随着国家支农资金投入的增加，资金管理人员的权限也在扩大，不少人在资金管理使用上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集权钱于一身，掌管项目申请、审查、上报等“一条龙”环节，而系统内监督又通常以报表或自查的形式进行，有名无实。在金树芳案中，一些企业证人表示，龙头企业的评选和项目资金分配都是由金树芳“说了算”，“不给他送钱不好办”。

——使用过程中的管理粗放、制度“空转”，是造成资金流失的关键。

一位村干部坦言，目前国家还没有一个补贴发放登记的基础信息库，往往村里怎么报镇里就怎么批，很少去现场核实上报数据的真实性。比如按照国家规定，粮补款发放前需经过登记、公布、审核、复核等多达9道程序，但在一些地方这些登记、审核往往“纸来纸往”，只走了个形式并未落到实处。在江西余江县一个镇18个村官侵占粮补的案件中，当地镇村干部正是利用这一点轻易贪污粮补款的。

——“政出多门”致信息不通重复投资，造成大量资金浪费和流失。

记者在江西省一个县的农业项目基地看到，一个仅约百余亩的基地，头上却戴着五六块示范基地的“帽子”。基地负责人私下告诉记者，这是“一女多嫁”，以一个基地申请不同部门的项目。“哪个部门的人来就挂哪个部门发的牌子，戴这么多帽子就是为了多搞点项目资金”。

制度调整进入“关口期”　“大补贴”需要精细化管理

“农业补贴历经10年到了一个应该调整的关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认为，随着形势的变化，现有农业补贴出现了诸多问题，支农资金屡屡被套取说明制度的完善已经刻不容缓，如何在“大补贴”时代加强精细化管理是一道亟待破解的课题。

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尹小健认为，当前迫切需要加强对支农资金申报、审核的“实时跟踪监督”。农业、财政等相关部门应该变“材料审核”“纸上签字”为进村入户、实地核查，并对项目的落实进行跟踪抽查，改变过去“一发了之”的工作作风，确保资金真正落在实处。

推动涉农资金“阳光运行”也是不少专家的一致建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认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对涉农资金严审核严监督的同时，要让涉农资金真正落在农民身上，应增强资金发放的透明度，将资金分配、流向、使用效果等都晒出来，使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公众监督。

程国强、白景明等人还建议，加快推进涉农资金发放信息化建设，建立包括农户承包地和种植面积等在内的基础信息数据库，同时加强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动态管理，以此准确甄别和确定支农资金的用途。

专家指出，我国农业发展已经从追求单纯数量增长到谋求发展质量的新阶段，当初以刺激“数量”增长为导向的一些农业补贴政策，目前开始不适应发展要求，特别是一些补贴制度的设计，是用行政化手段干预市场，容易导致腐败和效率低下，迫切需要进行有力的调整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