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碳交易?

碳排放交易(简称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通过艰难谈判，于1992年5月9日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简称《公约》)。1997年12月于日本京都通过了《公约》 的第一个附加协议，即《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

在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全部启动运行后，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构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据获悉，中国碳市场建设将从试点进入部署全国统一碳市的建设工作。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着手研究全国碳排放交易的边界和范围、合理的配额分配方案和市场调节机制，完善国家碳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建立核算、报告与核查体系以及相关细节工作，全国碳排放交易管理办法有望于明年出台，有望于2016年在全国铺开。

目前，中国7个碳交易试点已全面启动，配额总量达12亿吨左右，控排企业数量已超2000家。各试点均已建立了以碳排放核算、报告、核查体系，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平台，交易细则与风险控制，以及人才培养与储备等为核心内容的管理体系。

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和广东已经历了第一个履约年，履约率均在95%以上。控排企业对碳交易也有了完整的切身体验，包括碳数据收集、报告、核查，开设和激活账户，领取发放配额，配额评估，参与交易，上缴配额，完成履约等。

经过这一年多的时间，碳交易真正从概念落到实地，通过实践验证了它的可行性，并将企业直接推向“排碳是有成本的，减碳是可以创收益的”的重大机遇和挑战中来。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人虎认为，这些都是试点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

“试点中出现的银行开户、配额发票、企业会计支出、收益税收等具体问题，对于进一步寻求解决之道，为全国统一碳市建设捋顺碳交易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具有重要意义。”清华大学能源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对说。

全国碳市的“总量控制”如何设置?

从目前国内7个碳交易试点的实践来看，绝大部分试点对于“总量”确定的思路和方式基本是一致的，即“自下而上”对重点行业、企业进行数据摸底，掌握实际排放水平，合理划定覆盖范围和边界，再进一步确定碳市的“交易总量”或“配额总量”。

唐人虎对分析称，在碳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方式与“自上而下”的总量控制相比，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

“自上而下”的总量是指，从国家层面确定总的减排目标，并将这一目标从中央分解到地方，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节能减排政策和技术水平以及其他相关因素，进一步确定碳交易体系这一市场机制的总量，比如减排目标的60%。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于6月9日在“第五届地坛论坛”上表示，总量有多种意思，包括国家层面的总量控制，也包括针对企业的总量。目前，碳交易最终是要落实到针对企业的总量，现阶段，中国实行总量控制下的排放交易制度还有些早。

据悉，国家发改委也在进行总量控制的相关研究。唐人虎表示，“自上而下”的总量确定方式，要待国家总体减排目标的确定和推出，这需要时间，另一方面，排放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发展空间，“自上而下”的过程无疑会产生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层层博弈，增加碳市在全国推广的难度。

哪些行业纳入全国统一碳市场?

覆盖行业和控排企业的选择以及配额分配方案的设计，成为全国统一碳市建设的焦点和难点。

碳交易的初衷是为了减排，如何低成本减排，且合理分摊减排责任，兼顾效率与公平是现阶段探索和研究的关键性问题。

考虑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国家在确定覆盖行业和控排企业的过程中，可以给地方留有一定的空间，或保持一定的灵活度，让现行试点的控排企业有一个合理的过渡。

唐人虎表示，地方也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条件和政策取向，考虑是否需要纳入额外的行业或企业。

“以清华为例，作为北京的控排企业，我们已经有专门的部门——绿色校园办公室来负责此项工作，今年，购买了大约1万-2万吨配额，完成了履约，也提出了减排措施以应对今后的履约工作。”张希良对表示，如果全国碳市统一后，有些问题还待解，如清华大学这类非工业排放大户还是不是控排企业，还要不要参与碳交易，减排工作还要不要继续。

在配额分配的方式和方法上，7个试点也做了多样化的尝试，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但存在已释放减排空间的先进企业反而得到更少的配额，且无法覆盖新增产能的问题;

基准法的使用可以补足历史法的劣势，但尺度的把握还存在难度和复杂性，应用方面还局限于电力和供暖行业;拍卖法的尝试仅限于广东和湖北两个试点，被认为是成本效率最高的方式，但初期会加重企业负担，降低国际竞争优势。

每一种方式和方法都有它的利弊，综合行业特点、区域差异、技术水平、淘汰落后产能等因素，混合式选用也不失为一种优化方案。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灵活性在配额的分配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重庆碳市在采用历史分配法时，为避免“鞭打快牛”，在历史排放量选取上做了灵活调整，设定为2008-2012年之间的最高年排放水平。

数据摸底亟待地方行动

无论是配额总量，还是配额分配方案的确定，都需要来自行业、企业的可靠数据作为支撑和决策依据。目前，国家发改委对重点行业、企业的数据摸底工作已做出全面铺开之势，接下来，需要地方承担更多的工作。

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出通知，启动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责任主体为2010年温室气体排放达到13000吨二氧化碳当量，或2010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达到5000吨标准煤的法人企(事)业单位，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

此外，国家发改委已公布了钢铁、化工、电解铝、发电、电网、镁冶炼、平板玻璃、水泥、陶瓷、民航等首批10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据悉，今年还将公布3-10个行业的核算方法和指南，以进一步统一全国碳排放的“度量衡”。

在国家顶层设计出台之前，地方政府的数据摸底工作要先行。

“目前，地方首先要抓紧拟定上报企业名单，组织重点行业、企业培训，完成重点单位排放上报工作，为国家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清华大学教授段茂盛对表示。

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战略总监钱国强认为，试点之外的省市，技术薄弱、资源匮乏、意识和能力不足，缺乏数据基础，在制度建设与能力建设方面有大量工作可做，在统一碳市推进的过程中，应主动思考如何做出准备，而不是被动等待。

初步预测，全国统一碳市建立，将有万家企业融入控排企业大军。洲际交易所集团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黄杰夫认为，如何服务于这些控排企业，使他们有能力利用市场这个平台，管理自身的碳资产，实现低成本履约、低成本减排，将是政府工作的核心内容。

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报告和核查体系，建立相关管理体系，明确企业对应的上级管理部门，以及人力资源的配备，第三方服务市场的培育等，都有待地方的积极行动和探索。

唐人虎表示，全国统一碳市的建立，将创造7万-8万人的直接就业机会。碳核算、第三方核查、碳资产管理、碳金融等服务行业都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这一市场的潜力和空间巨大，地方需要加快人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