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受到石油价格下滑产生的能源替代的影响,2014年中国天然气消费增速有所下滑,比2013年仅增长8.9%,但大部分时期中国天然气消费年增速达到20%,甚至更高,中国天然气进口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不断增加。数据显示,中国天然气消费量近年平均增速位居全球第一,但中国需求不仅没有形成中国价格,反而受制于全球油价波动,影响国家油气安全。
尽管中国天然气消费量位居世界第四,但中国相当一部分需求通过自身供给,或通过天然气管道供给,属于长期协议定价,短期内供给格局难以改变。天然气贸易具有地域割据的特征,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大。在东亚地区,上海需要处理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关系,采取合作的方式创建东亚地区的共赢格局,最终降低天然气交易中的“东亚溢价”。值得注意的是,除新加坡外,目前东亚地区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角逐天然气定价权,尤其日本存在较强的竞争优势,更容易成为新一轮定价权规则的制定者。
目前,东亚地区的天然气定价就是以日本的JCC价格为基础,日本在东亚地区实际定价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日本进口的天然气以液化天然气(LNG)为主导,运输方式的灵活性有助于打破地域分割的定价模式。美国TPP谈判中甚至明确以“亨利价格”向日本出口页岩气。与此同时,日本拥有一流的大宗商品交易所,可以便捷地推动LNG期货活跃之类的产品,并与韩国和新加坡建立良好的业务联系。日本作为亚洲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在未来存在气源供给竞争的背景下,很可能形成基于当前诸多价格体系的“一揽子”价格。并且这种一揽子价格体系的组成权重将在调整中得以优化,不断降低“东亚溢价”,将使得“日本价格”在亚洲更具有代表性。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已经挂牌并处于试运营阶段,未来需要进一步增强软硬件建设,形成天然气交易中的上海交易价格。天然气交易定价是上海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发展的客观需要,并且上海目前已经成为部分大宗商品交易的全球交易市场。以2013年上海推出“洋山价格”为标志,上海在国际有色金属定价方面已经取得一席之地。目前,洋山港已经初步形成铜等有色金属大宗商品的物流集散地,吸引包括瑞士摩科瑞、法国路易达孚、英国渣打等大批国际企业入驻,国际大企业的集聚有助于未来进一步形成相关大宗商品的标准化合约交易。随着“上海价格”的发展与健全,未来将有助于进一步打破传统上由伦敦和芝加哥等交易所形成的交易价格定价权垄断。
LNG亦具有大宗商品的特点,上海作为中亚天然气向东输送的终点,同时也可以成为其通过液化气船进一步向日韩等国出口的中转枢纽。从技术上讲,洋山港天然气液化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都具备。天然气交易的定价机制与普通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类似,首先需要足够的需求和供给;目前东亚地区天然气消费增长迅速,在需求和供给充分竞争背景下,类似于经济学上的价格均衡才会出现。当前,东亚市场上首先面临供给不足的困境,在LNG贸易迅速崛起背景下,缺乏足够的储备设施以满足LNG的储存和中转。与此同时,主要消费国尚且缺乏足够的LNG码头等接纳设施,进而进一步通过国内管线运输至国内市场。当前需要思考如何有效推动沿海地区港口布局优化,提升LNG大规模贸易,进一步与管网天然气形成竞争格局,促进亚洲地区定价机制市场化。
“洋山价格”的出现意味着上海可以在更广的大宗商品领域开展定价权试点。当前背景下,上海需要从未来能源消费转型角度,进行天然气定价权建设的战略思考。具体推动的实践方面,可以上海“十三五”规划,或金融中心专项规划为切入点,加大东亚天然气交易中心建设的研究力度,尽早进入政策实践层面。上海需要利用好自身的区位优势,充分认识上海建设全球天然气交易的优势条件,把全球天然气交易中心建设尽快纳入到上海发展战略的优先议程中。上海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既是建设中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所处长三角地区也是中国产业最密集、能源消费最集中、经济总量增长最快的区域,对天然气需求增长也十分迅猛。上海也是重要的重化工业基地,良好的市场化基础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推动天然气交易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可以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所设立为契机,增强功能建设,增强与国际市场的关联和互动,扩大交易所交易品种和范围,提升交易竞价有效性。
可以自贸区为载体,推出天然气离岸存储与交易。新成立的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是自贸区八个交易平台之一。营业初期,交易中心推出管道天然气(PNG)和LNG两个现货交易品种在统一平台上的交易,未来还将推出LNG接收站接转能力品种的交易。未来可以有针对性地吸引更多的油气资源公司入驻参与交易。只有足够的交易量才能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形成合理的供需价格。与此同时,需要推动国内管道天然气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提升管道天然气定价的市场化水准。未来东亚地区天然气管网密度将不断增加,管道天然气甚至可以通过“再液化处理”,将来自亚欧大陆桥内部的天然气以LNG的形式转运至亚太其他地区,在此基础上形成PNG和LNG相互竞争的格局,提升天然气定价的市场化水平。(作者:于宏源,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所长、研究员。王玉柱,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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