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外国语学校以及马路对面的“化工污染地”(4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近日，常州外国语学校周边环境问题事件将土地污染问题再次拉进舆论风暴圈。除了被曝光的“毒地”，还有多少土地污染问题潜伏?土地“中毒”缘何屡屡发生?“解毒”有无“药方”?费用谁来埋单?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我们身边还有多少潜伏的“毒地”?

因土地污染学生疑似中毒，常州外国语学校周边环境问题事件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经记者实地走访调查，三个化工地块污染土壤在修复过程中防护不当是主要原因。

“毒地”事件并非个案，类似问题在过去20年间屡见报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住房需求持续提升，数以万计的工厂企业关停搬迁，遗留场地被再开发利用。

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大道与汉江大道车水马龙，两条路中间的地块上已建起每平方米近万元的商品房。在一片繁华与生机中，唯独靠近京广铁路的一处地块显得特别冷清，偌大的空地上荒草丛生，不见人烟。

这块面积15.9万平方米的“赫山地块”曾在10年前挂牌出让后被退回，原因就是土地“有毒”。曾是武汉农药厂旧址的“赫山地块”在开发时，有施工工人开挖深层土壤突发头晕、呼吸困难，被送医抢救。随后，武汉环保部门调查发现，地块受农药污染“病情”严重。当地于2010年启动“毒地”修复工作。

大量“毒地”被二次开发的背后是城市规模的扩张，让占据优越地理位置的工业企业迁离原址，一些“黄金地段”的企业用地“厂退楼进”。然而由于从事生产、贮存、堆放过有毒有害物质，或因偷排偷埋废水废料等粗放生产方式，使这些遗留场地在二次利用中潜藏极大风险。

据媒体报道，在北京、广州、南京等地都出现过“毒地”二次开发利用的案例。公众举报、媒体曝光，让一些潜伏的“毒地”浮出水面。然而，还有多少未知“毒地”在威胁着人们的健康?

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2014年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在调查的690家重污染企业用地及周边的5846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36.3%;81块工业废弃地的775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34.9%，主要污染物为锌、汞、铅、铬、砷和多环芳烃。

“毒地”隐患大，“解毒”有多难?

专家表示，土壤污染物释放不易察觉、过程漫长，一旦土壤“中毒”，其毒性释放将长达几年至数十年。长期暴露在污染环境中将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轻则出现呕吐、昏迷等症状，重则致癌、致肾衰竭等。

“毒地”能否被“治愈”?据当时参与修复“赫山地块”的中国地质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祁士华介绍，根据污染物特点及污染程度，专家提出焚烧处理方案。“毒土”被运到湖北省华新水泥高危废弃物处理中心，在高达1600摄氏度的全封闭水泥窑炉里，经1小时强碱性高温煅烧，脱毒变成水泥，农药在高温条件下彻底分解。多达约30万立方米的“毒土”最终被干净土壤回填。这块“毒地”在耗时4年，投入近3亿元后才“转危为安”。

陆续曝光的“毒地”事件正在引起各地政府部门和公众的关注。国内一些省市开始了土壤修复工作，颁布了相关地方性文件，并专设了污染场地管理部门。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毒地”底数不清、修复责任难界定等现实因素，依然制约着“解毒”实效。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侯红表示，我国污染场地数量多、类型多、污染严重有目共睹，但很多信息和数据分散、缺失。“污染物具有一定迁移性，污染场地即使在闲置过程中也可能会通过土壤、地下水或空气扩散，波及周边更大范围。”侯红认为，相关部门对污染场地整体动态发展过程缺乏认识和掌握。

“若是污染场地地点、存在风险、是否应该进行干预等基础信息都不清晰，就意味着无法有效治理和管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发生说。

监管机制缺失，缺乏法律依据和有效惩治手段，污染场地的责任判定也模糊不清。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晓明认为，法律层面的缺位，相关政策、条例的缺失，让“毒地”治理面临缺乏监管依据、技术标准、验收指标、责任追究等问题。

浙江一名环境机构研究人员表示，土壤环境管理涉及部门众多，监管职责分散，缺乏协调联动的制度保障和约束机制。环评、验收等相关制度也缺乏有效衔接，导致搬迁遗留场地一旦列入开发利用过程，就为监管带来较大压力。而缺乏搬迁前强制性的污染评估程序和对污染场地责任主体的认定、处理机制，使得部分工业企业腾退用地直接流入市场进行二次开发。

另外，由于土壤污染具有滞后性和隐蔽性，污染问题爆发时企业可能已经不存在，或产权发生转移，使得“谁污染，谁治理”这一基本原则难以落实，究竟谁为污染埋单成为难题。

“毒地”精细化治疗“药方”怎么开?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表示，目前我国污染场地的治理主要采用“先修复、再出让”模式，修复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土壤污染修复的资金缺口较大，仅依赖政府财政拨款肯定难以为继。然而在目前政策法规和商业模式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还难以形成合理的盈利模式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

年内有望出台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令业界对“毒地”污染治理充满良好预期。专家认为，应在“土十条”严格执行的基础上，对全国污染场地信息进行汇总，建立动态数据库，对数据库中的污染场地进行评估，按污染严重程度排序进行整治修复，以免污染加重、扩散，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庆表示，目前历史遗留污染问题尚未解决，新污染场地又不断产生，应将新老污染场地分类纳入监管。“历史遗留污染场地从管理上要实现安全利用，新增污染场地就必须进行更为严格要求，建立每一块新建地块的环境管理制度，对企业考核和验收，严格执行‘谁污染谁负责’。”

评估和验收是“毒地”修复再利用中的重要环节。业内人士表示，不同地区土壤污染情况各异，采用的修复模式也有很大的差异，各地宜针对不同土壤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标准。

针对土壤污染治理资金缺口问题，专家建议设立政府专项基金治理土地污染，避免商业价值较低或财政补贴不足的土地陷入无人问津状态。以“赫山地块”为例，前期土地储备投入约2亿元，加上近3亿元的治理成本，总成本近5亿元，使其预期收益大大缩水。

“土地一旦被严重污染，开发商很难自行修复。通常要靠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修复，为地方财政带来巨大损失。”中国指数研究院(华中)市场研究总监李国政说。有专家建议，可推动PPP等融资效果更好的商业模式在土壤修复领域应用，以解决融资、治理效果和效率问题。

多名业内人士、环保专家表示，期待“土十条”的出台能够对场地污染的监管、治理形成指导，实现法规政策和体制机制上的突破，构建责任体系、资金筹集、场地流转强制环境调查评估、多部门联合监管、场地档案备案与公示等核心制度。

背景资料

修复“毒地”为何造成“二次污染”?

——常州外国语学校化工污染事件追踪

连日来，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疑似中毒事件引发社会关注。“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常外周边“毒地”在修复过程中因操作不规范和监管不力，发生了“二次污染”。

多位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国多地出现因化工企业搬迁留下的“毒地”，因监管缺位，这些地方发生“二次污染”的隐患重重。专家建议，土地修复在技术上困难并不大，但目前亟需明确工程建设规范，加大修复全过程的监管力度。

常外“毒地”修复两大问题：未如期完工，未按方案操作

据了解，常州外国语学校周边“毒地”原是化工厂，因工厂有污染气味太大，遭到周围居民投诉，政府下令要求企业搬迁。早在2011年6月前，位于该地的原常隆化工等企业已完成搬迁。

不过，污染企业虽然搬离，但“毒”却留了下来。2011年3月至2011年5月，受常州市新北区政府委托，原常州市环境保护研究所对常隆地块内的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和风险评估。场地调查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常隆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较重，用于商业开发的环境风险不可接受，必须对污染场地实施修复。

2012年3月批复的《江苏省常州市高级中学新北校区新建工程》的环评报告，也提到了相邻地块是“毒地”：项目北侧常隆(华达、常宇)公司原厂址地块场地土壤和地下水已经受到了污染，存在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

据当地一位了解情况的基层环保官员透露，由于以前环保监管能力相对较弱，企业环保设施落后，化工厂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跑冒滴漏和无组织排放，留下了潜在的生态风险。来自常州市环保局的信息显示，常州2012年就对35家关停化工企业原厂址开展了土壤污染调查。

记者调查发现，常州受污染原化工厂地块修复过程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没有如期完工。据了解，常州受污染原化工厂地块修复工程方为常州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而作为相关地块土壤修复工程方案的设计指导单位，常州市环科院原本预设去年6月完成土壤修复，但由于接收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水泥企业不能正常生产，修复没有明确时间，相关部门并未就这一变化做相应预案。

第二，没有按方案操作。常州市环科院院长徐圃青说，在修复的过程中，承建方和施工方本应按照相关部门出具的方案进行封闭操作，结果却露天作业，相关环境风险没有把控。常州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李飞承认，他们并没有采取钢结构封闭措施，只盖了薄膜。

浙江大学空气污染与健康研究中心专家尧一骏分析，在常外周边工业污染场地修复中，无论是原计划将污染土壤挖出移走的异位修复技术，还是后来直接在污染场地进行土壤覆盖的原位修复技术，只要操作规范，并且经过专业的评估和验收，技术层面都是可以实现污染土壤修复的。

但是，他说，从目前掌握的信息看，该地块在修复中，没有使用大棚全覆盖来隔绝翻出污染土壤释放出的污染物，这是非常不规范的。同时，污染修复没有完成，常州外国语学校就已搬过来，显然不合程序。未加封闭的土壤修复现场，显然会对学校人员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侯红认为，目前，对受污染土地进行修复，在世界范围内技术上并不存在困难。“毒地”修复造成“二次污染”，更多反映的是操作层面不规范的问题。

全国多地存化工污染地，可能产生急性健康风险

实际上，在全国各地，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城区规划调整，不少城市老化工厂搬迁新址，留下不少废弃“毒地”。

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2014年4月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披露，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化工、矿业、冶金等行业的工业废弃地是受污染典型地块之一。在调查的81块工业废弃地的775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34.9%。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5月，重庆市已累计完成377块搬迁工业企业原址场地的环境风险评估，完成34块污染场地的治理修复;2014年湖南湘潭市关停了竹埠港工业区所有的28家化工企业，对腾挪出的“毒地”纳入岳塘经济开发区，实行片区整体开发。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发生曾参与主笔《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的研究报告。报告中称，按照主要污染物的类型来划分，中国城市工业污染土地大致可以分为：来自钢铁冶炼企业、尾矿的重金属污染场地;来自农药等化工企业的持续性有机污染物污染场地;以有机污染为主的石油、化工、焦化等污染场地;电子废弃物污染场地。

李发生说，总体上化工企业有毒有害的物质要多一些，常州出事的就是化工企业。相比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化工企业确实量多面广，涉化工企业的污染场地都比较敏感，应高度重视。

尧一骏表示，来自毒地的气态污染物，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产生急性健康风险。而在更多情况下，会由于长期暴露在低浓度污染中产生慢性健康影响，这意味着人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患上恶性疾病。以工业常用的溶剂三氯乙烯来说，长期暴露可能造成肝癌、免疫缺陷、肾衰竭、淋巴癌、生殖系统疾病、中央神经系统受损等疾病风险。

检测结果与百姓感受差距大

记者调查了解到，常州“毒地”的土地利用性质前后发生过变更：根据2013年的原有风险评估报告，该块土地开发利用的性质为商业和住宅用地，并据此确定了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修复范围以及关注污染物的风险控制目标值。

2015年9月，常州外国语学校整体搬迁至新北区龙虎塘街道的新校区。2015年12月中旬后，由于北风频繁和秋冬季节不利的气象扩散条件影响，土壤修复工程产生的异味对周边的常州外国语学校等敏感目标产生一定影响。根据“关于原常隆、华达、常宇化工地块土壤修复工程应急处置相关事宜的会议纪要”的内容，为了保护现有敏感人群健康，将该地块土地利用性质拟变更为绿化及公共设施用地。

专家介绍，土地修复标准“因地而异”。一般而言，土地修复应根据受污染情况、拟开发利用用途等，来倒推确定相应的修复目标值、修复手段。

李发生说，中国各地土壤条件差异很大，可能同一种污染物，在不同地区、不同地段危害性也不一样，各地应该有符合自己土壤条件的修复标准。但是，不管是修复到绿地的标准还是住宅用地的标准，都不应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都应该是安全的。

侯红介绍，目前，土地修复在技术上有《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可以遵循，但对修复工程如何进行监理缺少国家层面的硬性规定。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组织专家只对修复方案进行技术把关，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导致产生不规范操作现象。比如，只注重土壤修复，不注重地下水污染治理;只关注受污染场地治理，不关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等。

此外，在常州毒地事件中，“二次污染”检测标准缺失问题表现尤为明显。“老百姓反映有味道，去现场检测结果却是达标的。”新北区环保局一位副局长表示，如果把老百姓的人体感知度比作“民标”，他认为国标与“民标”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

该局长称，目前国内的检测手段与国际先进检测手段有差距，基层的检测力量更是跟不上，检测设备落后。化工企业产生的特征污染物太多，很多的确都不在国家标准检测范围之内。

常州市新北区环境监测站站长王淑媛也表达了目前基层环保部门的“无奈”。她说，发现问题只能依靠现有标准来评价，没有标准的问题或现象则无法给出评价。

多位专家建议，在我国，土壤修复刚刚兴起，应尽快出台避免对周边环境“二次污染”的相关措施。据悉，目前，我国对于土壤污染的防治还没有一部法律，相关的工作也很分散，被称为“土十条”的《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应尽快实施。

李发生表示，修复一吨污染的土比处理一吨污染的水，价格可能要高出上千倍。受地方财力的影响，有些地方只能量入为出地控制污染土地的环境风险。建立费用合理分担的多方筹资机制，解决污染土地的修复治理问题，是保障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政策机制。(秦交锋、秦华江、陈尚营、吕昂、丁文杰、翟永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