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油官方微信发布公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党组书记钟一鸣同志，因病于2018年3月4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三桶油”中体量最小的中海油成立于1982年。1955年，钟一鸣进入石油系统，来到广东茂名石油公司，参与选厂址、厂区设计等工作。1985年至1992年，钟一鸣担任中海油第二任总经理。在推动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对外合作、践行改革开放理念、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面，他先行先试、敢于创新，为海洋石油的发展壮大夯实基础，开拓了新局面。

据中国海油石油报此前报道，与首任总经理秦文彩相比，钟一鸣任期内承受的压力更大。在对外合作处于低潮的时候，钟一鸣提出了海洋石油要两条腿走路，海洋石油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去搞自营勘探，后来中海油与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合作发现了蓬莱19-3油田及其他一些油气发现，均与此有关。

此外，彼时钟一鸣顶着压力，停办了技校和中专，停止了招收职工子女。从而在中海油中断了石油系统延续已久的“一人进油田，全家干石油”传统，杜绝了近亲繁殖。

附文：《钟一鸣——回眸海油早期攻坚克难时 会挽雕弓如满月》

钟一鸣，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原总经理。建国之初，他与石油行业便结下缘分。在许多海油人的心里，在推动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对外合作、践行改革开放理念、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面，他先行先试、敢于创新，为海洋石油的发展壮大夯实基础，开拓了新局面。

在中国海油“海上大庆油田”建成之际，受本报特邀，钟一鸣讲述了在推进中国海洋石油工业跨越式发展历程中，很多值得铭记的历史瞬间。

1955年，我进入石油系统，来到广东茂名石油公司，参与选厂址、厂区设计等工作。到1963年，这个厂子建起来了。

正在这时，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康世恩和当时的领导班子决定“下海”找油，他找到了我。莺歌海那时已经冒出来一些油苗。我们选定在那儿打第一口井。当时世界上的海洋勘探技术走在我们前面七八十年，国内没有任何先进的设备。

我的一位老搭档张东元想了个办法，他是华南工学院毕业的，曾在茂名石油公司设计处工作。他设计了两个钢浮筒，并把它们连起来，这就是“浮筒法”找油。

两个冬天过后发生了北部湾事件，中央命令我们从莺歌海撤出来。1966年，我被任命为大港会战指挥部的副指挥、海洋石油指挥部的指挥。7月1日，我到达天津塘沽，从此在那儿待了18年。

即便是开放大门打开后，海洋石油的对外合作之路也并不平坦。在艰难历练中，中国海油一方面逐步建立了影响至今的双赢合作理念，另一方面探索出合作与自营并举的“两条腿走路”发展模式。

1972年，中国政府派出石油代表团首次出访两个国家---法国和加拿大，团长是唐克。这次出访后，国内出现了一个引进设备的高潮。但我强烈地意识到，海洋石油不是简单地引进设备问题，而是整体的海洋石油领域如何开放的问题。

在中央决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后，整个国际石油行业是非常轰动的，我们自己也觉得大家都有求于我们。当时世界上所有大的石油公司只有一家没有进来，大家为了获得好区块跟我们说了很多好话。

之后三年，与我们合作的国外石油公司在国内海域进行了大量的地球物理勘探，但一时没有发现一个大的像样的油田。那时油价跌得很厉害，每桶大概16~17美元，还有个关键的问题---外国公司与我们签订的石油合同有年限限制，他们快到期了却没有油气收获，陆陆续续都撤了。

只有日本公司是例外。我们与日本公司的合同是由两国高层领导拍板签下来的。为了开发渤海，48家日本的股东组织起一个株式会社，由政府作担保，确定总投资额为6亿美元。因为不是一个通常意义的石油公司，时间这么短，又必须把钱都投进来，这一情况客观上帮助了渤海的大发展。

埕北油田是渤海油田开发的“黄埔军校”。埕北本身是渤海自营发现的小油田，但当时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钱进行开发。我们在和日本签合同时有一个要求，要把埕北油田的开发搁进去，两个合同必须同时生效。

这个埕北可是救了渤海油田的命。我往这个油田调来了38个大学生，都是1982届的大学毕业生，让他们在油田各个工种当工人。同时我请了一家英国公司到塘沽办技工训练班，严格训练40名具有中专学历的操作工，再把他们派去埕北。

埕北油田的大学生们，一个个得到快速成长，后来逐渐成为其他油田乃至公司的领导。而这个油田的开发也支撑和建立起海洋石油的工程队伍。

也就因本着这个双赢原则，南海第一个油田惠州21-1在适当放宽原合同规定后得以开发，从此才有了以后南海原油产量上1000万吨级的局面。

由于日方合同的特殊性，海洋石油的队伍并不缺活儿干。但我逐渐确定了一件事情——海洋石油必须自营勘探。1984年起，我们开始自营打井，地点选在辽东湾。那会儿海洋石油所有的钱几乎都被用来自营打井了。当年就发现了锦州20-2气田，1987年发现了绥中36-1油田。康世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高兴：“你们终于抱了一个金娃娃。”

对外合作带来了很多碰撞和融合。受主客观环境的影响，海洋石油经受了百般锤炼。“渤二”事件的发生，对我们来说不啻为一记惊雷，海洋石油也在阵痛中得到成长。

对外合作开放的步子迈得很大，大家却发现，队伍素质跟不上这些大发展。

当时曾有一位中央领导去渤海视察，在我们新购入的平台上走了一圈，看到一些仪器上所标注的英文操作规定，就问：“你们打算怎么管理平台？”我表示：“开放不容易，我们首先要改造这支队伍。”1979年年底，海洋石油发生“渤海二号”事件，至今这对石油人来说都是一段不愿触碰的往事。“渤海二号”事件获救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王墨林，一位是阎学军，我都很熟。事件发生时我在北京，第二天我立刻赶到渤海，在码头上等候他们，一看到王墨林，第一句话就问：“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

王墨林说：“钟指挥啊，这个船搬家有一个严格的操作规矩，甲板上额外的负荷要卸掉。上面不能卸掉的东西，就由下面来固定好。这次钻杆连带井架都没有固定，十几吨重的打桩锤也没有卸掉，违反了操作规程。大风大浪扑过来，钻杆在甲板上打过来、打过去，什么东西都给打烂了，通风口也全给打烂了，海水哗啦啦就全进来了。”

最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人们居然认为，在水深24米、船高42米的情况下，即使船沉下去，直升机的甲板还是会高于水面。当水把船舱淹了后，人都往直升机的平台上爬，认为可以活命。结果一条救生艇都没有放下来。“渤二”事件以后，人心惶惶，一线队伍的情绪很不稳定。1980年，我被委任为渤海石油公司（时名石油工业部海洋石油勘探局）负责人，赵宗鼐被派来当渤海石油公司党委书记。

为了稳定队伍，也为了解决队伍素质的问题，我提出来，凡是能力上不合格的，都必须从一线岗位上撤下来，一线定编定员，多一个都不行。同时大幅提高一线工人的待遇。

这些事情一直到1989年才全部完成。没有一个人下岗，也没有一个人被开除，但是要求外调的，我都放。从那时起，我决定停止一切招工，取消顶替政策。哪怕招进来一个人都必须由总经理的一支笔来批准。自1982年到1992年的10年间，海油员工的总数始终没有超过28000人，而且一直维持到2000年。其中取消技校是一项重大措施，尽管当时骂娘的不少，但事后还是得到了广大职工的理解。

与此同时，海洋石油每年招进来400到600个大学生，希望以此逐年改变队伍结构。除此之外，1984年，为了让1970届的毕业生进入领导层，动员了相当一部分55岁的处长退下去。

在1989年的杭州领导干部会议上，我提出的五项战略中有一项是“经济有效的用人政策”。这一政策给后来的海洋石油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到目前为止，不光是在石油系统，在整个工业界，海洋石油队伍也被认为是最精干的队伍。

崖城13-1气田花了我最多的精力，几乎有整整8年时间，我都在为此而忙碌。到我卸任中国海油总经理职位的前一天，崖城13-1的开发才得以尘埃落定。

1983年，崖城13-1气田正式开钻后，究竟这个气田的气干什么用？当时大家的认识并不统一。第一家找到我们的是广东省。他们表示，气必须送往广东省，让广东省的老百姓用上气。这个想法很好，但有一些现实困难。崖13-1气田是和美国阿科石油公司合作开发的，按当时的规矩，我们需要付给阿科外汇。广东省虽然承诺钱由他们出，但我知道，尽管他们有经济实力，外汇却都在合资企业手上。

阿科当时的头儿叫安德森。在1985年一次与邓小平的会面中，安德森建议将这些气用于建设6套大化肥。第二年，他再次来到北京，中央领导决策，同意了这个想法。

但海油在执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阿科的条件是，他们建化肥装置，由海油作为买方将化肥买下来，其中装置的建设投资由阿科先行垫付，由中国银行作担保。投资从中方销售化肥获得的收入中予以回收。

那时候1立方米气的售价是6.7美分。我当时是总公司总经理，算了这笔账，心里非常不踏实。我向国务院领导人汇报说，这个方案行不通，一切风险都将由海油承担。

我们发愁究竟如何是好。1987年，邓小平接见了美国的一位副总统，因为这位副总统是作为海油的客人请过来的，我也一道陪同接见。

邓小平一见我，第一句话就问：“阿科那边，气田和化肥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说：“已经向国务院领导汇报过了，正在运行。”

邓小平说：“好，好，那我就不管了，交给他们来办吧。”

我放下了一颗心。从这时起，我们重新规划气的使用。1988年，海南正式建省。海南省希望崖城13-1的气不出海南，要用在海南。这是一个新冒出来的课题。

一次，我陪邹家华、顾秀莲去海南视察，一路上我都在找机会跟邹家华讨论这个气的问题：海南省当时没有钱，也没有项目，这么多气拿来作什么用呢？

在视察的最后一天，我对邹家华说：“家华同志，我想了个办法。”他一听，说：“行！”

开会的时候，邹家华首先作了一个开场讲话，我紧接着说，气以最低价---1立方米4美分给海南留下一部分，建一个化肥厂和一个电厂，剩下的气要卖到香港去。这样一年32亿立方米气，给海南省留下了大概5亿立方米。我后来心里想，没有国务院领导的支持，这件事情是办不成的。

海南这边的问题解决了。另一方面，我们要推翻阿科之前的条约。我对当时阿科在中国的首席代表说要见他们的上层，一对一地谈判，由他来当翻译。

当时阿科新换了一个领导人，他不同意："按照西方的规矩，签了字就不能反悔。"

我说：“理我亏了，但这件事情按照原条约是办不成的。”

我在谈判时坚持认为，不应该是由海油来当总买方，而应该由海油与阿科一起去找一个买方。在经历了很多曲折后，阿科方面终于同意了这个办法，和我们补签了一个协议，并最后决定将气卖到香港。

前后大约耗时两年，过程很艰苦但最终取得了成功。那时我62岁了，过了退休的年龄。我给国务院领导打过一个电话，希望中央对我卸任的命令不要早于当年的12月24日，因为我们和对方约定的签字时间是12月23日。国务院领导同意了我这个请求。1992年12月23日，各方在澳门举行了签字仪式。晚上在香港召开了庆功会，我举杯祝词："我向大家报告个情况，明天我就退下来了。但我今天签的字是有效的。"

在经历了对外合作的不断洗礼后，中国海油的管理、技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与整体实力得到持续提升。海洋石油工业的对外开放，在一路艰辛中走来，而恰恰就是对外开放，奠定了今天上产5000万吨、建成"海上大庆"的基础，成就了中国海油的鹏程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