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万家化工企业，化工产量约占全国的46%，干线港口危险化学品年吞吐量超过2亿吨……记者近期跨多省市调研发现，长江两岸重化工企业星罗棋布、化工园区烟囱林立、化工“三废”偷排问题突出、化工溯江而上“梯度转移”趋势明显。华夏母亲河长江，正深陷“化工锁江”困局，水安全警钟时时敲响。

沿江很多干部和专家学者建议，当前亟待优化沿江化工产业布局，从严准入从严治理;建立负面清单，下决心淘汰高污染落后产能;鼓励产业升级、循环低碳发展;建立健全跨区域的协调机制和联防联控体系，确保一江清水延绵后世。

“石化走廊”暗藏灾难性污染隐患

化工产业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运输成本、取水、环境承载力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化工企业多采取沿江、临海布局模式。久而久之，化工产业在长江流域星罗棋布，密集区还在不断向上游、支流拓展。

在重庆三峡库区，化工为第一大产业，长寿、涪陵和万州等3个区正在分别打造国家级天然气化工基地、全国最大的化肥生产基地和西部基本化工原料及化工建材基地。四川泸州等地也在大力发展天然气化工业，并在长江边建成了泸天化、川天化和北方化工等3个化工园区，川渝沿江地区形成连片“化工带”。

贵州省正在长江支流乌江流域新建三大磷化工企业，达产后每年将累计产生约860万吨磷石膏。

环保专家认为，若不全面实施对磷石膏的综合利用和标准渣场建设，环境污染将可能是灾难性的。

此外，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也兴建或承接了大量沿海转移而来的化工企业。

湖北某县前些年在临港地区新建了一个工业园区，引来的多是在宜昌、岳阳等地待不下去的小化工。

江苏省环保部门一位干部介绍，太湖蓝藻危机后，太湖流域先后关闭4400多家化工企业，这些企业一部分转移到了苏北，还有部分被安徽的县市奉为“座上客”。“污染源跑到我们上游去了，影响反而更大。”

目前，长江上游宜昌、长寿、万州、涪陵等化工园区相继建成，加之长江中下游南京、仪征、安庆、九江、武汉、岳阳等地是我国传统石化产业聚集区，长江成了“石化走廊”。

密布江滨的化工排污口，犹如伸进长江肌体的一颗颗“生态炸弹”，威胁着沿江地区生产生活用水安全。

恶意偷排突发水污染风险很高

近年来，沿江地区加强环境治理，一批高污染重化工企业被关停，倒逼企业纷纷加大环保投入。一些企业积极履行主体责任，不断增加环保投入。不过，部分企业肆意偷排粗放发展、产业布局无序、现有重污染企业搬迁安置问题依然突出。

湖北楚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染料中间体及活性染料生产企业，每年为当地贡献5亿多元的税收和3800多个就业岗位。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介绍，目前这家企业因恶意偷排已被勒令停产整顿，多名相关责任人被刑拘，已下达行政处罚3000多万元，相关调查仍在深入。

记者了解到，2015年以来，湖北省共关闭重污染企业150家。“十二五”以来，江苏关闭了7000家化工企业。

湖南省改革办常务副主任秦国文则介绍，2008年以来的7年间，湖南省为了“一江清水入洞庭、进长江”，以建设两型社会为主线，先后启动“碧水湘江千里行动”、湘江治理“一号工程”、“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等措施，不仅关闭大批污染企业、停止审批水泥和钢铁新增项目，还投入资金350多亿元，实施重点整治项目1740多个，重点区域如株洲清水塘、衡阳水口山、湘潭竹埠港等重化工污染威胁湘江问题得到遏制。

一些企业也积极履行主体责任，不断增加环保投入。中国石化武汉分公司安全环保处处长刘学东介绍，“十二五”武汉石化光炼油部分的环保投入就超过5亿元。炼油能力从年加工量400万吨到800万吨，但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降低。

然而，部分企业肆意偷排粗放发展、产业布局无序、现有重污染企业搬迁安置问题依然突出。

记者在长江下游一个滨江化工区看到，一家有色冶炼中外合资企业经过处理达标排放的废水十分清澈，但这家企业所在工业园区其他企业排放的废水，却呈赤黄色并夹杂着大量絮状物。看着排入长江的清流和浊流逐渐合二为一，这家合资企业负责人只能一声叹息。

在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环保部门发现有化工企业竟将暗管布设在环保部门的自动监测点位前方，再引干净的水往监测点位流过，恶意隐瞒偷排;还有的企业，将排污暗管从江底伸向江中，把污水“注射”进长江的肌体。

记者沿江采访还发现，长江干支流沿江城市大多将化工区布局在自己城市的下游，距下游城市取水口很近，“取水口、排污口犬牙交错”现象比比皆是，突发水污染风险很高。

转型要决心更要良策

在长江流域，化工企业转型升级乃至绿色搬迁、关停，是一个从政府到民间认同度都很高的共识。但要做到这一点，面临资金、社会稳定、后续处置等多重困境，这是沿江省份普遍面临的难题。

在湖南省湘潭市湘江之滨，原国家精细化工基地竹埠港28家化工企业已全部关停。但随之而来的，是当地经受转型带来产值下滑、搬迁成本高昂、污染治理难度大等“阵痛”。

湘潭市发改委副主任沈玉明说，竹埠港化工企业退出面临资金缺口较大、企业征收情况复杂等不稳定因素。

“一些化工企业关停比生产还危险，关停不光是要有决心，还要有应对措施和配套。”湘潭市岳塘区副区长黄建平说。

三峡大学校长何伟军等专家认为，从长江大开发到大保护，这个转变非常及时。化工是产业经济之基，也是污染大户，关键要在优化布局、综合治理、转型升级等上下功夫。

各方建议，要从如下层面将长江化工产业纳入绿色、低碳、循环、规范的轨道上来：

首先，应加强宏观调控优化产业布局。黄建平建议，国家对长江沿岸已布局的重化工产业进行排查，在加大生态和环境方面投入的同时，根据需求总量进行产能总量控制，根据功能区划合理布局，污染物排放既要达标又要进行总量控制，倒逼企业通过技术升级、转型发展实现污染减排。建立负面清单，坚决淘汰落后、高污染的小散乱化工企业，重点扶持技术创新、竞争能力强、环境友好的优质企业。

其次，要推进企业入园从严监管。曹广晶认为，企业在线监测必不可少，还需大力推进园区公共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实现污水统一入园统一排放。湖北兴发集团总经理助理陈晓清认为，化工产业可通过循环化改造健全企业内部循环经济体系，实现污染物大幅减排。目前兴发集团宜昌精细化工园区内固废、工业水、废热利用率均达到了95%以上。

此外，要健全体制机制，消除环境风险隐患。一些专家建议，国家层面应该建立长江流域环境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建立上下游环境信息沟通、共享、通报、会商制度和环境监测预警系统，实时监控长江流域环境状况;重大开发、建设项目须征求下游省份意见;实施跨区域重大突发事件联动处置，重大案件联动执法。

背景资料

长江流域垃圾围村触目惊心 城乡生态环境差距日渐拉大

记者近日深入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的湘青渝贵皖等地基层农村调研了解到，由于农民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生活污染已经成为当前全流域污染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农村治污基础设施、管理制度相对薄弱的“短板”也正导致城乡生态环境差距日渐拉大。很多受访专家和干部建议，在长江流域要率先推进城乡生活污染同治，全力构建农村生态文明。

记者了解到，长江流域很多省份自2010年开始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到目前基本实现全覆盖，国家、地方都投入了大量资金，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正在进行时”。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一些地方“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状况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长江中游一个滨江乡镇的一名村医向记者介绍，如果没有刮风，村子里面恶臭味严重时，关上窗户也没有用。前来村医务室就医两名村民告诉记者，就连村子附近水井打上来的地下水也不能饮用。而正在自己家门口洗衣服的一名村民则告诉记者，下雨时候，地面上经常可以看到泛着泡沫的污水顺着街道往下流，这样的日子他们“不得不习惯”。

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火车站附近一处隧道口的山坡，已成为当地居民的“天然垃圾场”，各种塑料袋、烂菜叶、废纸箱等垃圾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臭味扑面而来。居民吴利强告诉记者：“找不到地方倒垃圾，只有往这里堆，天气渐渐热了，再没人来处理，这块土壤都要被腐蚀了。”

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长江上游一些地方，小集镇、村庄沿河排污口近年来越来越多，有的旱厕就建在河边。汩汩冒泡的生活污水夹带着垃圾甚至粪便直冲下去，溪流与河道成了“下水道”。垃圾引来苍蝇嗡嗡乱窜，还有散养的猪牛羊在其间乱拱。

长江上游一些地方干部无奈地对记者说，随着盛夏旅游旺季到来，骑行、徒步、自驾游人士将蜂拥而至。届时，路边、野地塑料袋、饮料瓶等生活垃圾与公路呈平行带状分布，环境卫生状况更糟糕。

据环保部统计，我国农村每年产生的90多亿吨的生活污水和2.8亿吨的生活垃圾，很多没有经过有效处理就随意排放。

专家分析，造成“垃圾围村”“污水横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投入大，见效慢。据九三学社贵州省委统计，目前在乡镇(村)垃圾处置遵循“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原则，但地理、交通等条件造成治理的客观困难。即使在村民集中居住的地方，一些污水处理厂，造价近100万元一个，但受益人口只有100户左右。

在长江流域三农大省湖南，到2015年湘江流域建制镇的污水处理率只有三成多一点，雨污混流的排水口多达991个，建制村基本处于自然排放状态。这种情况，在长江流域比较普遍。

湖南省长沙县环保局局长杨喜平介绍，长沙县有四、五十万农业人口，政府对农村垃圾处理已经投入8000多万，这些钱主要用来做管网建设和维护，同时也向市场购买服务。“一方面，基础管网投资大，维护成本高。目前政府购买服务的一家企业在黄花镇做为期30年的污水处理项目，每吨污水政府补贴0.9 元。另一方面，污水处理企业运行成本也高，有一定实力的企业通过规模化运营才能担起重任。长沙县有18个污水处理厂，仅建设成本就花了1.25亿元。这种负担，长沙县作为‘中部第一县’都感到吃力。”

其次，群众和地方政府农村生活污染防治观念淡薄。

“在农村，大部分群众没有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与自身的生活和发展密切相关。大家对与自己生活密切的环保行为不能积极参与，主动履行责任和义务。”重庆市环保局一位干部说，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一些地方在生态环境治理中“重城市、轻农村”，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出现差距不断被拉大。

受访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农村生活污染问题是长期以来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不同步的重要表现之一。建议将城市与农村统筹考虑，以农村生活污染治理为契机，从如下层面在长江流域率先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生活污染防治同步发展。

一是推进有农村特色的垃圾分类。“目前农村垃圾的减量靠露天焚烧，处理靠简易填埋，都会造成环境污染，还有一些地方生活垃圾分类选择终端分而不是源头分，代价昂贵，效果也不好。对农村来说，垃圾分类很重要。”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戴海蓉说。

戴海蓉介绍，湖南省石门县壶瓶山镇在试点过程中，着重破解根据农村资源分布的特征，建立更为细致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目前已取得一定效果。“从试点探索来看，只有发动群众自主投放，回收体系市场化运作才能解决成本问题，因此，通过入脑入心的宣传教育让更多农村群众树立起环境共建、人人有责的担当意识，才是城乡生态文明共建的根本之道。”

其次，要建立起责任明晰、项目运行经费有保障、监管有力的农村环保长效机制。

青海省环保厅厅长杨汝坤说，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投入大、运行难、费用高，所以今后在项目推进中应放弃过去项目“一刀切”刻意追求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错误观念，建设重点应放在农牧民居住较为密集、用水规模较大或是生活污水对水体有影响的地方。

还有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则建议，要尽快从国家层面出台农村环境保护设施运行管理办法，在保障人员和经费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乡镇政府在保护农村环境中的主体责任，建立起农村环保考核机制。同时，应扩大基层环保监管、执法队伍，让农村环保“有法可依、有钱可用、有人可管”，使已有的环保设施发挥有效作用。

三是引导农民自治形成生活污染治理社会动员机制。长沙县环保局局长杨喜平认为，推进农村生活污染治理，光靠政府投入还不够，还应引导社会积极参与。

“农村小学生担任整洁行动监督人，老年人担任义务环保员，富裕农民捐资当环保投资人，农户之间比优美、比整洁、比环保蔚然成风，形成政府与社会共建农村生态文明的局面，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才能真正收到长效。”长沙市“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办公室主任彭鉴西说。